新大明帝国之崛起，大航海时代 马六甲苏丹国的崛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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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明朝亡国的原因是什么

明朝是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的，享国276年。它灭亡的根本原因不是最后一任皇帝崇祯的失误，而是亡于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。这个历史规律就是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，最终造成社会解体。下面就分析一下明朝灭亡的几个主要原因。

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，是土地兼并带来的死循环。

在明朝建立之初，各地战乱刚刚平息，土地的分配相对平均的，各阶层人民能够和睦相处。然而，随着功臣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发展，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聚敛的土地和财富，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且不知收敛，这也许是人的劣根性决定的。

土地和财富的聚集过程自明朝1368年建立，一直持续到明末。明朝经过近300年的发展，土地兼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，王公贵族、达官显贵拥地千里，日日笙歌，而广大的百姓却无立锥之地，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。例如福王朱常洵一人就拥有4万顷良田，且兼有四川一省的盐茶专卖权，可谓富得流油。王府里成日花天酒地，而租种他土地的广大佃农却因为交不起租或自然灾害而大批的饿死。但到了明末的崇祯年间（1640年左右），土地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，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和严苛的税收，广大百姓无法继续生存下去，各地农民起义蜂拥而起，燎原之势已成。活不下去的广大劳动人民除了起而反抗，也没有其他的出路了。

因此，不能把明朝灭亡归咎于崇祯皇帝朱由检，因为这个土地兼并的过程持续了三百年，而崇祯很不幸地做了最后一个接盘侠，他没有万历皇帝做48年太平天子的福气。事实上不止明朝有土地兼并问题，几乎每个朝代都有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死循环，大多数朝代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，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。

第二个原因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优待藩王的政策

明朝建立之初，朱元璋即下诏制定优待藩王的政策。这个政策在朱元璋死后仍被严格地执行着，直到明朝灭亡。明太祖规定，每一个皇室成员10岁之后都能不工作且获得一份非常优厚的俸禄。这个俸禄比明朝最高级官员宰相的俸禄还要高十倍以上，这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溺爱。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，可是问题在于这个皇室优惠待遇是不限人数的，藩王生多少，国家就给多少份高额的工资，而这最终是让广大的劳动人民来买单的。帝国建立之初，皇室成员还不多，人民还负担得起。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（明朝历时276年），和优待皇室成员的诱惑，各地藩王都拼命生孩子，皇族数量以指数级爆炸性增长。朱元璋的直系后代从明初的不到30人，增长到明末的100万人！崇祯年间，各省的赋税甚至都不足以支付藩王们的俸禄了，朝廷哪还有钱用于平息农民起义以及辽东满清的战争军费呢？难怪有人把各地藩王比作明朝的寄生虫。

想想也是可悲，国家都快要亡了，各地藩王们却依然花天酒地，不愿为国献出哪怕一个铜板充作前线军费。最后国家亡了，100万皇族几乎被屠杀殆尽，人的短视暴露无遗。

第三个原因是辽东连年用兵，军费开支巨大，百姓不堪重负。

万历四十七年，明军在辽东惨败于努尔哈赤。大明不仅国威尽失，辽东土地也几乎全部落入满人之手，京师屏护只剩山海关和锦州防线。后来的天启和崇祯年间，辽东地区（现中国东北）的满清军队不断蚕食明朝辽东领土。由于北京与辽东近在咫尺，京师安全受到严重威胁。满清军队对大明王朝虎视眈眈，千方百计想入主中原。为了维持帝国安全，明朝不得不在辽东设置重兵防守。辽东军费也从战前的每年50万两白银激增为每年600万两，最多时达到900万两每年。而明朝崇祯年间，户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500万两。可见财政的入不敷出已经不是一般的严重。而解决办法就是加税，这一笔开支最终又落到贫苦的百姓头上，百姓困苦更加深重了。辽东要打仗，就要军费，要军费就得多收税，税收逼得越紧，越有可能导致民变，这就像是个恶性循环。加之李自成、张献忠等起义军到处发火，各地税收能不能收上来还是个问题。明朝末年境遇有多难，可见一斑。

第四个原因是万历长达20余年的怠政。

万历皇帝朱翊钧可以说是明朝最有福分的皇帝了，当了48年的太平天子。仅因为立储问题与朝臣怄气，就20余年没有上朝，硬生生地把一个好端端的明朝搞得破败不堪。在他怠政之下的20余年中，任免文书留中不发，官员无法正常上任，导致中央六部的大部分职位都无人，地方官员退休之后也没有人来补缺，国家机器处于停滞的状态。也是在万历时期，明朝出现了东林党和党争，明帝国内部斗争也达到白热化。明朝官场结成不同的党派，如东林党和齐、楚、浙三大老乡会的争斗。他们的口号是：不论对错，只要对手支持的我们就反对，只要是对手反对的我们就支持。

严重的内耗导致国家机器办事效率极其低下，最严重的一次应该要数崇祯迁都南京这件事了。崇祯见李自成快要打到北京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召集百官商谈迁都事宜，有官员提出迁都南京，其他党派的官员立刻跳出来指责，谁提出迁都，谁就是历史罪人。他们不关心迁都对国家有没有利，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这个小团体的利益。就这样，因为党争和崇祯自身，明朝最后一次活的机会失去了。

第五个原因，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决策失误。

这个要从崇祯的性格说起，崇祯皇帝朱由检打心底里想有一番作为，也非常勤政。但是作为战时全国的统帅，气量不够大，不敢承担责任，在重大问题上优柔寡断，说白了还是能力不行。比如在与满清和谈的问题上，由于辽东战局耗费巨大，崇祯皇帝也想尽快从辽东战场脱身，以专心应对国内农民起义。为此崇祯指定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皇太极秘密会谈，然而就在和谈快要达成之际，这件事被泄露公开了。这本来也没什么，崇祯作为一个皇帝，大方地承认是自己授意的也就是了。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崇祯不想落得一个与异族媾和的坏名声，为了撇清关系把责任全部推给陈新甲，说是陈新甲私下与满清媾和，并很快处死了陈新甲。

另一个例子是明朝南迁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崇祯虽然也早有此想法，他实际上也完全可以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南迁，但由于怕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，却一直在等着朝臣主动提议。但有了之前与满清议和的教训之后，满朝文武再也没有谁敢站出来为仗义直言了，因为说不定哪天崇祯反悔，把责任推给当年提议南迁的人，那不成了陈新甲第二吗？就这样，南迁大计一拖再拖，最终的结果是，京师被李自成包围，崇祯自缢，立国276年的明朝也随之灭亡。可见，崇祯的个人能力也是明朝灭亡重要因素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崇祯虽然决策存在重大问题，但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。就算崇祯皇帝英明决策，也最多只能延长王朝的寿命，但最终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。

第六个原因，自然灾害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明朝的崇祯年间不仅人祸一个接一个，罕见的天灾也不断发生。明朝末年刚好遇上小冰河期，在崇祯执政的十六年里，明朝有连续的7年时间遭受大旱，史无前例。由于连年的干旱，从崇祯八年开始，各地又相继出现了蝗灾。更为可怕的是，旱灾和蝗灾之后，天花疫情也开始在各省肆虐。以陕西省为例，当地官员报告人口死亡率高达80%，可谓十室九空，非常可怕。天灾使明朝内部的生产力遭受毁灭性打击，人口急剧减少，国家摇摇欲坠。

总结：天灾加人祸，明朝灭亡就像是天意使然

大明王朝是放牛娃朱元璋于1368年一手建立的，传到朱由检手里，已经有276年，历十六帝。在土地兼并、民心丢失、万历怠政、崇祯决策失误、自然灾害等一连串的打击下，这个老大帝国，最终还是倒下了。现在看来，这也许就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吧。

二、大航海时代 马六甲苏丹国的崛起

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，无疑是"马六甲王国"。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，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，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。也许有一天，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，但不要忘记，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，在虎视眈眈呢。

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，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。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，册封一个"宣慰司"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。不过"旧港宣慰司"一类机构的设定，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，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的殖民地。在羁縻化外之地时，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。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，使之为影响自己的利益，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。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，在欧洲维持"大陆平衡政策"的出发点类同。

"一个和尚挑水喝，两个和尚抬水喝，三个和尚没水喝"，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，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：参与博弈者越多，彼此间的牵制越大。反之，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，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（更别说一体化了）；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到，东南亚有一家独大情况出现。就马六甲这条关键水道来说，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（大城王朝），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（满者伯夷）所控制，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。

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，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，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。换句话说，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，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抛开暹罗、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，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，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。最起码，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，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，与中国进行捆绑，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。

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。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（或者部落国家），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，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。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，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。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，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，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，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。简单点说，会更懂游戏规则。

穆斯林商团与马六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，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，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，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，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，插入一个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国家，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，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。

事实上，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，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泰势。试想一下，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，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，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。可供参照的例子，是将整个黑海-地中海通道，打上"土耳其海峡"标签的土耳其。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，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，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，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。

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，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伊斯兰信仰，与政治上世俗化（或者说西方化）的双重属性。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，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（基督教世界）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，并从中为自己获利。当然，这种"蝙蝠"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。即有机会左右逢源，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。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，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，更有可能引发外部的不安。

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，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纽带的角色。对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，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：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整个"西洋"（印度洋）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在南洋周边地区，穆斯林商人的渗透工作，也绝不比中国人差。甚至出现，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（反向则几乎没有）。这种情况下，无论是在海外启用"中国穆斯林"，还是扶植马六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，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，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合作者，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。

马六甲的综合优势，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。郑和船队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、城寨，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。也就是说，大明王朝的使者，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，会先在马六甲停、贮，然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。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，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甲集合。

这一举措，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，更为之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。脱离暹罗控制立国，便是这一利好的初步体现。当然，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，一定是主动表示加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，并频繁入贡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统治者（"愿同中国属郡，岁效职贡"）。为了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国的平衡，大明王朝甚至数次在暹罗人进犯马六甲时，要求暹罗保持克制，不要做打破平衡之举。

借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大势，在15世纪的上半叶，马六甲不仅控制了马来半岛南部，还跨越海峡，控制了相对应苏门达腊岛海岸线（今印尼廖内省地区）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瓶颈型海峡最重要的东部"瓶颈"部分，尽为被明朝称为"满剌加"（马六甲）的王国所有。然而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，重用中国穆斯林，及与满剌加这样伊斯兰色彩国家交好，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，也是有失偏颇的。上述做法，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，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。

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，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。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，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（佛教徒）主导的锡兰岛，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，开启过一场战争，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斯里兰卡国王。

以明史的记载来说，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，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，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。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，也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了。我们更关注的，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。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，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伊斯兰政权，而是希望以"佛教"信仰为连接点，取得彼此的共识（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）。今天斯里兰卡的土地上可以看到，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"布施锡兰山佛寺碑"。

事实上，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，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，但南洋真正大量出现政教合一的"苏丹国"性质国家，却都是在郑和身死，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。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政教合一的"马六甲苏丹国"，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，是在15世纪中期。

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，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。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，无论是从政治、商业角度，还是身为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，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"旧港宣慰司"控制的，以巨港、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。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，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。

尽管郑和的逝去，意味着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，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。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"拿回"华人管理的三佛齐故地，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。要知道，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，贸然开罪中央帝国，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。

最终大明王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，虽然在位的"旧港宣慰司"，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穆斯林。顺便说下，之前被封为"旧港宣慰使"（对外自称"三佛齐国王"）的施进卿，已于17年前故去，接替执政的，是其次女施二姐。政权交替过程中，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，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，并各自寻求包括明朝在内的外交支持。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，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。

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，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。简单点说，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社会遗风，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，并没有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那么敏感。即使在今天，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、民族，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（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）。

公元1440年，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，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。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，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。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。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，南洋的人口中心——爪哇岛也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，掀起了伊斯兰化浪潮，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，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至东爪哇地区（直至灭亡）。今天以旅游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，则成为了满者伯夷/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，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，移居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。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，在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。原本更愿意突出"中国"属性的天朝弃民们，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穆斯林属性，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伊斯兰化后的彻底融入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无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，纯粹从血统上追溯的话，是很难追溯到郑和时代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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